华沙老城:重建的“古城”,何以破格入选世界文化遗产?

来源:网络整理 作者:地方新闻网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8-06-13
摘要:原标题:华沙老城:重建的“古城”,何以破格入选世界文化遗产? 华沙历史中心(华沙老城)是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的特例。 作为在二战中被夷为平地的城市,今天的

原标题:华沙老城:重建的“古城”,何以破格入选世界文化遗产?

华沙历史中心(华沙老城)是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的特例。 作为在二战中被夷为平地的城市,今天的华沙老城是在1945年-1966年间重建复原的。尽管波兰人严格按原状重修了所有的建筑,但在特别强调文化遗产“原真性”(Authenticity)的世遗名录中,重建项目是极少数的存在。 世遗委员会专家组曾为此分裂成两派,支持派认为华沙老城的复原重建具有杰出的价值,反对派则担心“复制品”使世遗名录失去公信力。时至今日,由华沙开启并延伸开去的关于文化遗产的讨论,仍在继续。 华沙老城 崭新的“古城”,不屈的门拱 “初到华沙的外乡人,常常不理解华沙人对每一处残垣断壁的执着……包括那些权杖形状的路灯,或是陷在地面之下的一段铁轨。同样,他们也不太能理解当地人对‘华沙起义’的神圣情感,正是这一事件,几乎导致了整个城市的覆灭。”英文版华沙城市地图的导语这样写道。 老城的一处石头门拱完美诠释了何谓“对断壁残垣的执着”。门拱的上半部分是从战争废墟中扒出的残石,布满坑坑洼洼的弹孔;下半部分则光洁平整,是战后模仿原有的形制重建的。这是整个华沙战后重建的缩影——人们在一个85%的建筑被德军蓄意炸毁的城市中掘地三尺,找出一切能找到的残骸,想方设法将其嵌入重建的建筑。他们收集照片和图纸,努力按照战前的样子恢复老城区,复制出一个崭新的“古城”。 门拱的故事被一遍遍讲述。去往华沙老城的观光者如果有当地向导指引,往往会在这里驻足。 1939年9月,德军以闪电战突袭波兰,华沙被占领,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也从这里拉开。1944年8月,波兰地下军组织反抗德国占领军的“华沙起义”,坚持63天,最终被镇压,20万人牺牲。起义失败后,德军强迫从华沙迁出80万人,并以彻底毁灭城市为目标进行掠夺和破坏。在浩劫中,华沙的260个街区只有6个得以幸存,老城被夷为平地。 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华沙城近85%的建筑,20%的波兰人在战争中死亡,三分之一的文化精英和知识分子遭到了有针对性地屠杀,500万波兰人流亡海外。但就在这样的哀鸿遍野中,战后波兰人决定按原样重建华沙老城,后来的成功也大大鼓舞了这个新生国家的士气。 华沙的城市格局以老城广场为中心向外延伸,老城的建筑依据其14-18世纪的样貌建造。图上一排建筑为位于老城的华沙博物馆。 欧洲有上百个古城,华沙老城的独特之处在于,它是按14-18世纪的样貌复原、并且尽可能使用原有的材料、旧时的技术重建的“新”古城。在这里,14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和17世纪的巴洛克式教堂并立,来自废墟的建筑残垣被一次次展示和强调,它作为在战争废墟上复原的文化遗迹,成了复国不屈精神的代表,成为波兰民族的象征性空间。 历时五年、由波兰人民和海外波侨出资重建的波兰王宫。左边圆柱形纪念碑顶是波兰国王齐格蒙特?瓦萨三世,1596年他将王室和中央政府由克拉克夫迁到华沙。 波兰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她的历史命运与战争纠缠不清。波兰位于欧洲平原的心脏地带,北部城市格但斯克直通波罗的海,一旦战事发生,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 17世纪的波兰曾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,那时的疆域是现在的6倍。然而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,波兰三次被邻国瓜分吞并:1795年被俄罗斯、奥地利、普鲁士瓜分而灭亡;1815年被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;1939年随着希特勒闪击波兰西部、斯大林占领波兰东部,波兰第三次从世界版图上消失。 波兰人对战争的残酷有切肤之痛,这种态度袒露在随处可见的城市细节中。不只是华沙,在波兰的其他城市,修复和重建的原则也是类似的,那就是不能抹去历史的痕迹。 在没有遭到战争破坏的托伦古城,建筑翻新也要求裸露一部分旧时建筑(红砖部分)。 悬挂在格但斯克老城的战时照片 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。1970年德国勃兰特总理在这里下跪,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。 幸存的图纸与复国的象征 1945年-1966年间华沙老城的重建,被视为波兰人团结一致的象征,波兰民族历史的见证。 因为战后领土变化(东部领土让给苏联,但获得德国东部领土,导致整体向西平移),波兰政府组织大量人口迁移,约有600万人口从东部迁往中部地区。这为中部华沙的重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。而在此之前,华沙的人口已经寥寥无几;精英阶层更是在“卡廷惨案”中遭到灭顶之灾。 与此同时,30万流亡国外的波侨回到华沙参与重建,出资、出力,新城市很快在从一片瓦砾中拔地而起,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津津乐道的“华沙速度”。 笔者曾采访一位1960年代留学华沙的老教授,据她回忆,当时全民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昂扬情绪中,华沙大学的学生也自发地在周末参与劳动,中国的留学生一起去建筑工地上推砂子。 在整个重建过程中,公众始终保持高度的热情和高度的参与。波兰政府也定期向民众征集意见、邀请相关利益主体参加、将规划草案在公众听证会和网络公布,所有人都可以在听证会或通过电话提出意见。 波兰在二战后成立了“首都重建办公室”(1945-1949),该机构由华沙市长兼任负责人。这一大权在握的机构,在政策、资金以及协调建筑所有权方面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,促使重建工程高效、有力地运转起来。 贝纳尔多?贝洛托的画作 华沙旧时风貌的意外留存,也是这个奇迹般的故事中为人津津乐道的一环。 意大利画家贝纳尔多?贝洛托(Bernardo Bellotto),受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之邀担任宫廷画家,在1770年-1780年为华沙城创作了共计26幅城市全景画。他的画作注重透视和细节,几乎完美再现了18世纪华沙的建筑风貌。 这些画作曾在波兰皇宫中陈列,后来转移到波兰国家博物馆;1939年以后,被苏联军队带走,辗转落入德国人手中,最后又被美国艺术保护组织寻得。战后这些画作回到了波兰。 此外,二战前夕,一位大学教授出于自身的研究目的,带领他的学生们一起对波兰的历史建筑进行实地勘测,后来成为保护和重建华沙乃至全国古城的重要参考资料。 这些勘测图和风景画改变了华沙的命运。这是二战后大部分欧洲老城重建不具备的条件,也是华沙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因之一。 改变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 1980年华沙老城申遗成功,改变了人们对文化遗产“原真性”的理解,更开启了日后文物保护界长达数十年的讨论。 世界文化遗产委员有一整套判断文化遗产“原真性”的标准,起初这些标准主要在于物质方面,包括形式与设计,材料与质地,位置与环境等等。直到1978年,重建后的华沙历史中心提名世界文化遗产名录,这给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提出了很大的挑战。 华沙老城汇集了不同时期、不同风格的建筑 考察、评估和审议申报“世遗”提名地,是由世遗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——ICOMOS(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)完成的,他们通常会提前数年进行调查和讨论;在1978年-1979年,ICOMOS对华沙申遗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。 由世界各国古迹保护专家组成的理事会内部分成两派,一派认为华沙老城的重建是杰出的案例,它承载了波兰的人文历史和波兰人的爱国热情;另一派则坚持“原真性”标准,并且认为与历史事件相关的提名容易受到民族主义、国家主义的影响,这与世界遗产公约的目标是相违背的。后者提出忧虑:如果重建的项目得以入选,将损害世界遗产名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。 战后重建的华沙历史中心于1980年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1978年6月,ICOMOS会议报告上指出:“华沙历史中心是否满足原真性原则,仍是一个问题。因此我们认为,关于这一提名,还需要更多专家的讨论意见。”此后又有两次大会,仍然意见不一。 1979年,ICOMOS大会报告起草人Michael Parent提交了《关于世界文化遗产提名和标准的比较研究》,专门探讨关于华沙老城申遗问题。他指出,“原真性”应该是相对的,内含的价值才最重要。如果不是以艺术、而是历史的标准来评判,华沙的“复活”带有杰出的历史性。 1980年,ICOMOS终于采纳了肯定的意见,将华沙重建称之为“一个全球杰出的文化重建的象征,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”;大会认为它的“原真性”是与1945年-1966年这段独特历史的呈现相关联的。 同时,为了避免大量重建项目蜂拥而至申报世遗,委员会对相关的条例做了细化和限制,如重建只能在有完整详细的原始资料支持下进行,不能有推测的成分;需同时满足世界文化遗产的其他条件等等,让没有物质评判标准的"原真性"定义不至于走的太远。在华沙之后,只有波黑的莫斯塔尔古桥(毁于1993年的波斯尼亚战争期间,后重建)以类似的情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 从华沙开始,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改变了对重建项目的看法,开启了业界对“原真性”长达十余年的深入讨论,1994年ICOMOS在日本奈良通过的《奈良真实性文件》(The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)就是一个阶段性成果。人们对“原真性”的理解逐渐从“物质的”拓展到“意义的”,并促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更加关注无形的遗产,对于如何保护、是否重建、如何重建有了新的思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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